90年代一代打工族的青春与爱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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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年代一代打工族的青春与爱情

发布时间:2018-10-20 14:20:0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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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,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成了今天的主人翁。一切都变了,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,那些回忆好像远了,又好像就在眼前。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,正是从那里来的。我想,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,它仍然活着,它仍然在我们之中发挥影响。——文化学者张颐武

  1994年年初,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。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,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——“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”。兴奋之余,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。半小时后,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,一掏裤兜,钱包没了。一气之下,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,“走了一夜,到顺德后却停留了十年”。

  1996年年末,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块钱,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 “打个零工”,顺便 “看看世界”。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,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,“屁股蛋子都麻了”。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,晁停已做足准备 :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,办身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。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,“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,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”。1992年以来,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。

  黎永汉说,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,出远门就得来神庙里给山神讲讲情况,“在外打工的在走之前都来这边拜山神,走之后就有神佑啦。”那是1994年4月12日,27岁的黎永汉第一次和同乡出远门山神似乎并未庇佑黎永汉。平生第一次火车之旅,他和老乡的钱包就在火车站广场被偷,他的钱包里有家人凑的300块。“见识到大城市的治安了。”黎永汉笑着回忆,“没钱,不还有腿吗?”于是两人徒步走到顺德找老乡借钱,一走就是一整晚。

  九十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。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“小政府、大市场”理念影响,在八十年代末率先探路工业发展,并在九十年代末将一大批乡镇企业私有化,民营经济风生水起,正如民间俗话,“不找市长找市场”。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。经老乡介绍,他得以进入厂区流水线干活。通过老乡推荐进厂,这可能是所有九十年代打工族屡试不爽的谋生技能。在一顿饭、一瓶酒和一包烟的刺激下,那些已在工厂干活的老乡往往会在微醺中拍拍胸脯。一句“包在我身上”出口后,那些刚到不久的打工者也就放下心了 :进厂这事儿十拿九稳了。

 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“家电专业街”的新宁路上,九十年代,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,宣示着顺德“中国家电之乡”的地位。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,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。在装备车间,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,但他不能坐下,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。“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,很多流程全凭人力,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。”白天调试电器,夜晚冲凉睡觉,生活枯燥却也简单。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块工资,他给家里寄去一半。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,工资涨了100块。那是1996年,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“老人”,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。

 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“随大流”来到东莞,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、喂牛、养鸡、种地。“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,问去哪里,回答都是广东,说那里机会多,钱好赚。”从驻马店到东莞,晁停买了张长途车票和同伴一起上路。“当时虽然穷,但买车票的钱还是有的。”据他介绍,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,家家户户仍是以务农为主。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,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,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、佛山、东莞、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。“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,就沿着铁轨走。”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,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。

  九十年代初,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,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。2015年2月,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。“大卡车拉了一车人,都是河南、四川、湖北这些地方的,到了派出所,所有人靠墙站,一个个审讯。”不过晁停是幸运的,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,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。几天后他重获自由,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。

  由于工资过低(200元/月),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。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,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,女方和他的经历类似 :同样在珠三角打工,同样一人漂泊在外。晁停在东莞,对方在中山。回家后双方立刻就订婚了,晁停的父母给对方家长送了1000元的礼金。“在当时线年年初,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,这次目的地是中山。抵达广州后,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。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,他和女友刚上车,车门便立即紧闭,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。对方呵斥他“交包交钱不杀”,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。“九十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,上车就得交钱包。”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,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,“什么也不会,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”。于是在1997年年末,他不顾女友反对,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。“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。”

  回到东莞后,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。当时的东莞遍布轻纺、陶瓷、制鞋、电子产品和玩具工厂,其中大部分来自港商、台商的投资。自八十年代起,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,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、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。“三来一补”(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)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“世界工厂”。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。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,甚至根本不发工资,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。晁停当时觉得气愤,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。“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,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。”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。“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,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。”这是他在厂里的第四个年头,不少年轻工人都信任他,他被选为职工代表前去与厂方谈判。“工厂领导态度很好,承诺下个月立刻全部补上,大家都很满意。”

  一个月后,黎永汉的工资果然全部补齐,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厂方辞退。都说“枪打出头鸟”,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九十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,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: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头的要求,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。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。被辞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汉并未受到利益损伤后,认为是厂方与黎永汉在“单线联系”。“他们骂我是内奸。”

  晁停却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跟厂区谈判。入厂不久,他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 :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,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,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。晁停特别气愤,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,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。

  1998年年初,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。“那倒是家正经的厂,好几千号人呢。”在这家名叫“合俊”的玩具厂里,他被分配至喷漆部,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。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,“待遇上去了,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”。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,别在腰间威风凛凛。“其实就图一好看。说实话,九十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,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十点钟,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!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!”在流转各类玩具的流水线上,晁停与一个女工,同时也是老乡产生了感情。一个周末上午,晁停带着女友“去东莞附近乱转”。“我在市场上买了副当时特流行的随身听的耳机给她,她别提多高兴啦。”

  两年后,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,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。2004年,他们重返珠三角,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,而是去佛山。 “快40岁了,做不动流水线啦,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九十年代,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,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,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,这些都是九十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。九十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。”

  黎永汉则在这一年来到东莞。1997年的那次讨薪风波后,他开始检讨自己。“ 九十年代给我的感觉就是,千万不能每次都做出头鸟。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个环境,于是便想到了东莞。我要在‘世界工厂’从零开始。”晁停计划在佛山待几年后回家。“驻马店现在发展得很快,高速修起来了,高铁也有设站。城市现在大力发展工业,机会多得很哩。”

  由于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增高,珠三角在九十年代壮大起来的部分制造业企业和工厂,在近几年纷纷迁至内陆城市。那些曾经发展过慢的中部城市,则抓紧时机开始新一轮“工业”,正如九十年代的珠三角。“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,人家会看不起你哩。”晁停说。与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相比,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。“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,我看就不准确。

  九十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,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。”晁停说。黎永汉不这样认为。九十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。20多年过去了,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。“九十年代早就过去了。一切都变了,一切也都没变。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,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,总比待在老家好吧?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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